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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专家 40年前为乡村打开光影世界(图)

  据新华社电 在周口店遗址管理处1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主席高星说,在周口店遗址,发现了“北京人”有控制地用火的新证据。

  用火遗物遗迹密集出现

  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农村电影放映员完成了历史使命,但程可忠自己的生活还在继续。南方日报记者 王昌辉 摄

  这次发布会公布的是2011年至2014年周口店遗址“猿人洞”抢救性清理发掘成果。

  周口店遗址管理处主任董翠平介绍,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又称“猿人洞”。“北京人”曾在这里生活,他们的遗骨、遗物、遗迹和洞顶塌落的石块和洞外流入的泥沙等,在洞内一层又一层充填起来,形成巨厚的堆积层,共分13层。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猿人洞”抢救性清理发掘队队长张双权介绍,本次发掘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火塘、原地烧结土、烧石、烧骨等古人类用火遗物、遗迹的密集出现, 它们为“北京人”用火行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素材。

  发掘出了两三处“火塘”

  “这次考古发掘发现一些动物的骨骼完全碳化,内外都成为黑色,可以判断是火烧的结果。如果是化学反应或化学污染,应该只是骨骼的表皮变为黑色。”高星说,另外还发现有石灰岩被烧成白色的石灰,这只有在高温且持续燃烧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尤其重要的是,发掘出两三处集中用火的部位,可以被称为火塘,有的火塘存在‘围挡’结构的残留石块,这是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的。”高星说,经过专业实验室分析,火塘部位的燃烧温度是自然火远远达不到的。

  横沥镇村民,但凡上了岁数的,都记得多年前村里放映电影的情景。

  40多年前的横沥镇黄沙洞村,暮色笼罩,暑气消退,打谷场上却逐渐热闹起来。刘小伙早早地在场上等着;吴大姐提早做饭,来不及品尝味道就背着女儿,提着小板凳往打谷场赶。掌灯时分,越来越多的村民不断到来,宽敞的打谷场也变得有些拥挤。

  程可忠和搭档正忙着把幕布吊起来,摆好16mm放映机,放入胶片。伴随着机器“吱吱呀呀”的转动,喧闹的打谷场,逐渐安静。就在这深沉的夜色中,幕布突如一道柔和的闪电,瞬间点亮。

  一个与寻常乡村生活迥异的光影世界,就此打开。

  带给村民最初的电影记忆

  62岁的程可忠,这辈子过得并不轻松。失学、放牛、做工,20多年的放映员生涯后,外出闯荡无果,多次进行大手术后经济困窘,只能委身于一个宾馆做服务员,现如今,更时常为了自己耽搁多年的社保问题来回奔波。

  “我是看着你放的电影长大的。”只有当村民们这样和他打招呼时,他才感到满足。在村里巡回放映电影的时光,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是1973年3月,春节刚过,程可忠参加了一次关于电影放映的培训。从此之后,便成为横沥镇的2名电影放映员之一,工资是每个月33元。

  同年7月,李小龙早逝,虽然其声名已远播海内外,但其功夫片如何能传播到离他祖籍不远的惠州乡村,在当时仍不可想象。《红灯记》、《沙家浜》等样板戏,才是村民们最初的电影记忆,单单电影艺术本身,已经足够让当时的村民惊喜、渴望。

  由于设备和人员稀缺,电影放映只能采取各村轮流的形式,平均每两个月才能轮到一次。每个轮到的村庄,把它看成难得的节日,往往是村支书亲自迎送,村民们杀鸡宰鸭,慰劳放映员。程可忠和他的搭档,是那个年代的乡村最受欢迎的人。除了上面安排之外,但凡结婚、生娃,村民们也往往主动邀请。由于太受欢迎,电影放映前都会召开村民大会,“再没有其它时间,村民可以到得那么齐整的,可不得好好利用机会。”程可忠笑道。

  样板戏一放就是4年,就在村民们逐渐失去兴味的时候,更多的电影类型被引入。有趣的是,对电影艺术有了了解的村民们,也学会了对电影犀利吐槽,甚至还对各种类型的电影编了几句顺口溜。其中,“中国新闻简报”说的是当时的国产“电影”很少有故事片,充斥着大量“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片;“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说的是这个国家的片子由于剪辑和翻译问题,往往上下脱节,前后矛盾;“朝鲜哭哭笑笑”讲的是朝鲜电影有固定的模式,穷人在旧社会“哭”,在解放后“笑”;“越南飞机大炮”则与时局联系更加紧密,正在越南进行的卫国战争,美国飞机轮番轰炸,大地一片焦土。

  就惠州来说,电影反映尺度的进一步放开,得从一个夜晚讲起。

  1977年,春节之后,全市的电影放映员在马安镇党校统一接受集训。一天晚上,听到消息的群众纷纷赶来,要求放《刘三姐》。由于该片尚未通过审批,程可忠在内的放映员不敢擅作主张,最后放的是村民已经耳熟能详的《地道战》。等群众看完散去,心里痒痒的大家,偷偷起来放映《刘三姐》——这是程可忠们首次在大银幕上看到爱情片。片子从半夜3时开始,看完之后不过瘾,接着放情节更加紧凑的《大浪淘沙》,直到清晨,一夜无眠。

  自此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包括李小龙、成龙等演绎的港台动作片陆续解封,而随着电视的普及,田间地头放映的乡村电影,和它的放映员程可忠,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老放映员遭遇养老难题

  如今,放映员们老了,农村电影的启蒙时代也过去了。对于村民来说,孩童时期,观看枪战片之后到幕布后面四处摸索,想要捡拾弹壳的奇特经历,也慢慢从记忆中消退了。但对于程可忠自己来说,生活还要继续。

  1984年开始,程可忠到横沥镇文化站录像室,负责放录像。相对于放电影,这项工作可以称得上轻松。不用四处奔波,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只要把录像带插入,按下播放开关,工作便完成。

  在乡村里放电影,要艰苦得多。放映机、发电机、胶片加在一起,每个放映员的自行车上都要负重50多公斤。找到开阔地之后,如果没有适当的树木,还要临时立上两根柱子。等这些都安排妥当,在村民家接受款待之后,就要调试机器准备放映。一个胶片可以放半个小时,一部2个小时的《渡江侦察记》就要4个片。换片需要1分钟左右,正是孩子们的“尿点”,两个人轮流负责换片,如此几轮,一个晚上要放上2部。

  和此前工作相比,这算不了什么。由于家庭原因失学后,程可忠去生产队放过牛,在水泥厂挑过黄泥,在建筑队做过散工。和之后的经历相比,放电影也可以说是“累并快乐着”。1994年,由于录像也越来越少人看,自认还算年轻的程可忠主动提出离职,下海闯荡。性格老实的他,运气也不好,买了一辆二手东风货运车拉土,结果老是收不到钱。好不容易联系到一桩生意,包工头因为欠款半夜跑了,等他去找,连砖石都早已被其他债主搬运一空。

  几次手术,更让程可忠的生活捉襟见肘。2003年脑出血、2013年肺部分切除、2014年脑动脉瘤,单手术费用就花了数十万元,虽然有医保承担部分,经济压力依旧。

  程可忠不时下意识地摸摸心口——那里面有三个金属支架,为了防止引发其它病症,每月的医药费就要1000多元,而目前服务员的工资每月也只有2000元。随着天气转暖,附近温泉的生意也进入淡季,身体多处不适的程可忠准备这个月做完就从宾馆离开。

  眼下,最让程可忠挂心的,是从镇文化站离开后就没有领取过社保。根据他提供的一份通知,广东省曾在2012年7月,要求各地对老放映员造册登记,计算工龄。然而,之后,该项工作并无下文。程可忠的女儿告诉记者,就在今年过年前,市文广新局的负责人曾表示,将尽力让老放映员满意,但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协调财政局,人社局一起制定方案。她希望其他老放映员能与她取得联系,共同协助加快补贴政策的落实。

  全国范围内,老放映员遇到类似养老难题的,并非孤例。程可忠说,放电影时,最偏远的一个小村子,只有4户人家,但是根据要求,每年也至少要去放映2次。在一镇之内,没有一个地方被他们遗漏。当电视、手机日益成为观看电影的主要方式,当电影放映员和那些影片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当岁月流逝,刘小伙成为刘大叔,吴大姐变成吴奶奶,当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来到城市,走进电影院,这些观影群体最初的启蒙者,老放映员们本身却面临着被“遗漏”的危险。

  在“火塘”内部及周围,考古学者还发现了大量燃烧过的物质。高星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会同中国安全生产研究院燃烧实验室,在周口店遗址第4、6层提取灰烬样品做新的分析测试,结果表明:因燃烧而形成的富集的元素碳、钾和植硅体在灰烬样品中有足够数量的存在,证明在这两个层位发生过原地燃烧(用火)行为。

  “可以说这个取样分析更接近‘原生态’,因为不是在经过风吹雨淋的剖面表层取样,而是从发掘揭露的未经后期扰动的地层中取样,样品没有经过风化等损害。”高星说,上述发现表明,“北京人”已经会用火,而且能够保留火种,是在有控制地用火。

  南方日报记者 王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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